劉迪
對於中日關係發展走勢，學者仁智互見。但從目前看，隨著奧巴馬訪日、發佈聯合聲明，中日關係仍缺乏明顯改善跡象。筆者以為，未來兩國關係走向仍無法樂觀，應對中日關係對立的持久性有所估量，尤其是要註意到日本重新興起的“脫亞”思維。
近代以來，中日關係有好有壞，壞時居多。之所以會這樣，筆者以為可從兩國近代國民、國家構建過程找到答案。數年前，日本學者佐谷真木人寫的一本名為《日清戰爭——“國民”的誕生》的小冊子指出，明治維新後，日本儘管建立了一個近代國家的框架，但日本人並未有“國民”實感。正是以舉國之力取得甲午戰爭的勝利，才讓日本人昂揚、亢奮。可以說，日本近代國家的成功記憶，來自對華戰爭的勝利體驗。而從中國近代國家構建來看，也與抵抗日本因素密切相關，甲午敗績、八年抗戰等歷史記憶，至今仍然是現代中國國家構建的主要資源。
當代中日兩國的對立，與國家初期記憶、國家構建存在密切關聯。既然如此，那麼中日是否會永遠對立下去呢？筆者認為，雖然徹底消除對立因素很難，但中日永遠對立是可以迴避的。我們看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日關係相對穩定，合作順利。對這段歷史，我們應總結。當時，中日面臨共同威脅，彼此關係較好，而經濟成功也導致日本國民信心高漲，出現“回歸亞洲”的口號，希望在亞洲發揮領導作用。所以中日雖未解決前述歷史觀方面的對立，但雙方鑒於當時的特殊環境，可以主動、有效控制對立因素，實現合作。
然而隨著泡沫經濟破滅以及“失去的20年”，日本喪失了作為亞洲領袖的信心，進入21世紀後，日本又有人提出“新脫亞論”。這種觀點認為，進入21世紀，日本周邊危機四伏，與明治時代類似，要解除日本危機，就要建立“日美海洋國家同盟”，以應對周邊“壓力”和“威脅”。
其實，“新脫亞論”並非新理論，而是日本近現代與亞洲外交中的一種常態。日本政治學者豬口孝認為，日本的歷史是一個以在壓倒性優勢的中國文明面前確立民族自我為由，尋求脫離亞洲的過程。豬口說，這是因為日本對中國懷有一種深刻的文化負債感，從而導致日本社會產生要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的強迫性觀念。
日本的“新脫亞論”，顯示日本對亞洲文明缺乏信心。但這個“新脫亞論”也從反面說明，亞洲要創造自己的價值。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正在摸索並試圖創造新的亞洲共同體制度。例如東盟正在推進域內一體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已經建成，上合組織也在發展。我們看到，一個正在崛起的亞洲，呈現了對各種文明兼容並蓄的面貌。亞洲國家沒有排斥西方，同時又擁有、維持自己的存在方式。例如強調宗教融合、重視感性、實踐理性都是亞洲的共同資源，是亞洲共同體設計的基礎。
現在，亞洲國家不但傾力推進經濟發展，同時也在探討彼此聯合的方式。中日對立，也很可能通過這種合作得到部分緩解。然而日本逐漸萌發的“新脫亞論”，卻極力主張對亞洲文明創造的逃避。這種逃避，不僅讓亞洲面臨分裂的危險，也讓緩解中日對立失去重要渠道。▲(作者是旅居日本的華人學者)
（編輯：SN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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